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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4 年的九月,秋阳暖暖,微风轻柔地拂过大地。还未满七岁的我,在父亲的带领下,满怀着好奇走向甄家庵学校,准备报名读书。那时的我,心里有着别样的念头,觉得应该先让大姐和二姐去读书,我排行老三,总觉得她们上学了我才能去。父母拗不过我的执拗,在我的坚持下,大姐陪着我一同去报名上学。可惜大姐只读了一学期,就因为家里实在需要她帮忙,无奈辍学了。

而我呢,在一、二年级的时候,根本不是去读书,纯粹是去学校玩耍。崭新的书本被我在书包里折成小卷卷,成了一堆废纸。真正开始认真上学读书,是从 1966 年 9 又重新读二年级开始。

然而,命运却好似故意捉弄人。就在我满心期待开启真正的读书之旅时,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。学校的秩序被彻底打乱,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,继续重读二年级,而且基本上不再上课。

去学校也只是协助高年级学生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。那时的我才九岁,只能当一个小小的帮手,而那些大孩子则仿佛有着更大的权力。

那时的局面混乱至极。明明知道年龄不符合要求,我们这些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却被一种莫名的力量聚集起来,游行到公社所在地的办公室门外。

我们大声呼喊着口号:“我们要改变!我们要前进!我们要去寻找新的方向!”公社领导面对我们这群孩子也很无奈,等我们呼喊一阵子口号后,来了一个姓唐的秘书。

他神情严肃地说道:“我们对小将们的热情表示支持,然而,你们目前还不适合外出或者进行大规模的行动。现在期望小将们就在本地做出努力。”

说完这些话,我们再呼喊几句口号,便又返回了学校。就这样反复折腾,没有尽头。

老师整日浑浑噩噩,学生也是懵懵懂懂。

老师讲课无需备课,学生上学不用考试。一个学期过去,除了发放两册奇怪的文选,竟然连课本都没有。

大好的时光就这样无端地流逝了,那灿烂的朝霞与红日仿佛也失去了滋润普照的机会。

我家紧邻河口集街,每天都能看到有人在街上游行,呼喊口号。

街上所有面向街道的墙壁上都张贴着各种纸张,仿佛一张张呐喊的嘴,诉说着那个特殊时代的故事。

起初张贴的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语,之后变成了一些更加让人困惑的标语。那时的我年纪小,不明白这些标语的含义,还是通过老师的讲解才知道被打倒的那些人是走错误道路的人。

我每天跟在大孩子身后胡乱喊着口号,根本不用去学校上课。

课堂上,老师只管讲述,学生听不听他也不管。课堂上的人数不固定,不点名,也不过问谁迟到早退。

有时候有三十人,有时候二十人,最少的时候只有寥寥几个人在听课。

反正上不上课全由学生们自己决定。在课堂上如果有学生觉得老师讲的内容不符合要求,就立刻振臂高呼口号,所有学生都会跟着一起呼喊。

老师会停下来,等口号呼喊结束,可以接着讲,也可以讲口号的内容,或者回答学生的问题。反正“师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”。

就这样,一天又一天,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。升学不是不考试就是开卷考试,老师甚至会把试卷答案写在黑板上。

还会加上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:“考不起来,抄一遍也是好的。”

当时我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受到,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关心、了解并且爱护我们这些学生。

有时候,我们也会协助大班学生张贴纸张,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。

到了下学期,情形有了新变化。原先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整天挂着一块用黑板做成的牌子,站在通往学校门口的大路上,由两个戴着红袖章的学生押着。

牌子上写着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话语。那两个学生臂带红袖章,手持木棍,双目炯炯有神,不时地按下老师的头,让他“老实点,向同学们低头认罪”。

我满心疑惑,询问比我高两年级的同学秦保华、吴作祥:“为什么要让老师挂着牌子?低着头?有时还要跪下来向学生请罪?”他们告诉我,老师是追随错误方向的人。

我实在难以理解,错误的方向远在天边,老师成天和我们在一起,他要是晚上去追随错误方向,早上也根本赶不回来给我们上课啊。

当我还想再追问个究竟时,大班的学生说:小孩子不懂就别问那么多,反正知道他是错误方向的“追随者”就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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